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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近平的「不成為戈爾巴喬夫情結」,還顯示於蘇聯解體的另一教訓:各加盟共和國尾大不掉的民族主義。蘇聯末年最鬧獨立的,除了最高調的波羅的海三國,其實還包括蘇聯中樞的俄羅斯聯邦:早在八十年代,西方攝影隊訪問俄羅斯人的身份認同時,大部份青年就不愛自稱「蘇聯人」。

新左派學者王紹光等,則時常提及另一個案例:南斯拉夫解體,提別強調加盟共和國給中央的稅收持續減少,離心大的並非後來爆發大戰的波斯尼亞,而是最繁榮富足的斯洛文尼亞。

中國政府立國以來,原來已經對地方主義高度警惕,蘇聯解體後,更進一步加緊防範:不止是新疆、西藏這樣的少數民族自治區,也不止是香港、澳門這樣的特別行政區,還包括對任何一個普通省市,都要防止地方主義抬頭。

這是因為從蘇聯、南斯拉夫的經驗可見,無論是多麼忠誠、多麼教條化的共產黨員,只要在自己的地方當官,就逃不掉地方主義情結;即使他們願意為了走向中央領導層而不斷往上爬,把地方利益擱在一旁,他們重用的地方幹部,也會建立起自己的派系;地方的親朋,也會變成既得利益集團。

中共立國時,就明白到各地的「土共」,都有可能成為「黨內本土派」,都不能做大,開國初年清洗的古大存、馮白駒、高崗等,都是犯了「地方主義」。這憂慮在蘇聯解體後,又得到強化:例如香港主權移交後,相對於「新愛國陣營」,傳統紮根本地的一些「土共」反而相對「敢言」、也相對不獲信任,即可見一斑。

因此,中國官場的不成文規定,近年越來越常態化:來自自己地方的人很少做地方一把手,以免滋生本土主義;即使用地方人做首長,也必定派外省人做「副手」制衡。為了反制衡,一把手又派人制衡副手當「副手助理」;副手又派人再落一格「輔助」,繼續制衡。

這樣環環相扣,就像一條拉鏈,一格一格的連下去,當中有地方的人,也有外省人,確保了總體只向國家利益服務。而對組成拉鏈的本地人來說,這制度也確保了他們有往外晉升和流動的機會,倒也解決了部份上向流動的問題。

在習近平時代,「高度自治」的港澳特區,本來成了這種「拉鏈地方政治」的盲點,而明顯北京有人覺得不舒服。《基本法》規定的自治,畢竟是以香港本地人為主,而本地人外派往其他地方解決流動問題,本來只能緩慢進行。邏輯上,只有一個解決辦法,就是在香港本地人成為「拉鏈」的一格前,先完成「基本設定」,儘量通過留學、工作等,享有和中央一致的思維模式,那日後外派也好、內派也好,都有了充實的基礎。

然後,現在有了《港區國安法》,再把人派下來,就沒有一絲障礙了。在可見將來,「新香港」真正的領導人,還會是香港人嗎?其實連現在,也早就不是了。

*改編自沈旭暉《信報財經新聞》文章

▶️ 協商特首與改土歸流:俄羅斯案例對「新香港」的啟示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LcseeFKxwbc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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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mments

KTH

正如沈教授話齋,狼震英係山東人。獲欽點澳門新特首岑浩輝直頭唔係澳門人。

hei lok wong

拉鏈地方政治在中國也算由來已久了,如東漢時期三互法就規定地方長官不得為本地人(甚至跟本地人有姻親關係、兩地人互為彼此的州刺史也不行),但二把手別駕從事又幾乎一定是找當地豪族代表擔任,籍此相互制衡,事實上亦令東漢末年不少「外地人管本地人」的割據軍閥甚為頭疼。 然而拉遠點看,這種規定也無法清除更龐大的黨派關係(從兩次黨錮中可見)和世代傳承的家族利益(司馬懿的爺爺因三互法當上穎川太守,到司馬懿這一代,他直接就跟曹魏穎川人結為一派了),地方歸屬感和利益綁定總是會隨著時間而產生的。

miuying yu

果然世事逃不過沈生的慧眼!那麼定期調任,也是以防勢力擴展的原因吧?😄

HO Wong

秦制,流官⋯⋯古已有之,中国人玩咗兩仟年出神入化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