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國際香港誌 130】前海實驗的教訓：陳坤耀昔日的觀察 (Patreon)

根據胡錫進的邏輯，中國可以點石成金取代香港，但其實毫無板斧。例如曾說以澳門取代之，但這個行葡萄牙大陸法的地方，制度上從無與海洋國家接軌的功能，何況假如香港逐漸不被承認，同屬「特區」的澳門也不能獨善其身。或曰中國既然這麼強大，應能製造其他行普通法的金融中心，而它其實也確實嘗試過，就是在香港旁的深圳前海，一度說要使用普通法制度，讓香港法官和律師處理涉及港人的法律云云。但結果呢？

我們不妨參考前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教授的觀察。

陳坤耀曾獲禮聘為深圳前海創新研究院院長，2017年離職回港，坦言前海的經歷，讓他得出「香港仲有大把機會」這結論。一大原因，正是前海的國家安全包袱很大，令大至金融服務開放、小至互聯網開放，都變得不可能：

陳坤耀當時進一步解釋，「始終有一個更大的框框」，涉及國家安全或利益層面的制度，無論如何都不能動搖，即使是特區，容許創新並先行先試，也不能跳出大框框。「很多涉及政治或國家安全的考慮，尤其是地緣政治緊張，我們不能怪責中國，很多事情要設限制。」以管理前海的管理局為例，原先計劃是一個法定機構，類似香港的機場管理局模式，由政府條例監管，同時邀請社會人士及一兩位官員組成董事局，自負盈虧，如此模式的好處是商業運作、但有法規監管，陳坤耀指：「最後做不到，因為怎可以沒有官員去管？叫社會人士去管？結果更多加幾層架構，有管理局，還有管理委員會，也是政府官員，委員會又要去巿政府，跟住又有省政府。」[1]

以中央層面的《國安法》植入普通法，正是「香港前海化」的悲劇。

中國今天的法律條文，字面上，不能否認可以說是相當「完備」，做一門生意，必須遵守的法規極其繁瑣，但換個角度說，這種「口袋法」也可以說是非常大包圍，商人必須要懂一點潛規則才能生存。因此香港的林鄭月娥2019年推出《逃犯條例》時，他們才有條件反射的恐懼。

大家也知道，在中國，「顛覆國家」一類罪名，就像「反革命」，不可能有清晰紅線。假如國安蒐證由另一體制的國安負責，毋須經向香港程序就能隨意監控，排拒普通法訓練的非中國籍法官，設追溯期對本來合法的行動秋後算賬……，震撼已很大，但還不是最大。商界最擔心的是，日後從商要逐步和中國大陸潛規則融合，例如不登廣告支持《國安法》，就要受政治衝擊；又或外國員工在社交媒體發表（中國眼中的）政治不正確言論，也要連累在港業務。

不斷有人問，從前港英不也是威權？須知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之時，也就是六七暴動之後，其時港英高壓、貪污幾已盡去，否則也不能創造奇蹟。不斷也有人問，為甚麼新加坡又可以？行威權政體的新加坡可算特例，但正如前文講述，新加坡有香港不能複製的兩大特色：屬美英戰略安全體系，一切互聯互通；政府威權之餘也有普選，民意監督並非不存在，潛規則得到相應制約。《港區國安法》施行後，假如香港往威權方向走，卻沒有新加坡的優點，各國利用香港集資的意欲早晚降低，香港只能變成A股天堂，逐步與深圳看齊合併。這結局，對誰有好d處？

[1]  《專訪陳坤耀：拆解樓價不跌之謎 香港做超級聯繫人？》（格隆匯，2017年11月9日）

⏺ 延伸視頻：龔小夏博士：江澤民容忍香港的有限度自由，為了甚麼？（下）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F9wB-Zj08W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