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我的香港回憶 400】為何新華社需要《大公報》成為「變相外交部」？ (Patreon)

談及為何《大公報》和《大公報》英文版承擔了若干中共政權在香港的外交角色，就要回應一個大問題：為甚麼中共駐港的正式官方代表新華社，反而不能扮演這角色？

除了已經談及的體制問題，例如中共政權到了七十年代才多了國家承認，《大公報》作為「半外交部」的「白手套」優勢，也必須從操作層面理解。

新華社其實就是中共廣東省港澳工委，大多出身於東江縱隊，他們在港英治下是重點監視對象，到了過渡期之前，一直沒有太多公開社會活動，絕不是今天中聯辦作為無處不在的太上皇所能比擬的。而且新華社一直深信港英政府對這建築物內部進行了全天候監聽（大概中共自己一定會這樣做），任何機密內容都不敢用電話交談，外國人要是進入新華社，也有了一定被中國特工監聽的思想準備。結果，這個辦公室只能用來和「自己人」溝通，對外人就是一道高牆。不像《大公報》，畢竟擁有民間身份的彈性，而且《大公報》高層和國際友人見面，可以到半島、文華，令新華社中人又羨又妒。

中共被國際孤立之時，願意訪問中國大陸的外國人很有限，而且中國大陸在極左思潮下，就算有若干懂得國際禮儀的人，也不太敢接待外賓。畢竟這些外賓就算是左傾也好，很多都是名流、文化人、明星，屬於「資本階級」，誰敢和他們打交道？但《大公報》開宗明義在英屬香港生存，要根據國際規範工作，就最適合承擔這些接待任務。

中國改革開放前，國際友人訪問中國大陸基本上都是通過香港，而負責接待的，基本上都是《大公報》入面懂英文的人。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，《大公報》接待這些外賓的同時，對他們日常說甚麼、對中國觀感如何，自然都要寫報告向上反映，這正是統戰部的基本工作。

在這幾十年間，《大公報》社長費彝民的辦公室，其實就是半個中共外交部駐香港辦公室，與其說他在辦報，倒不如說他是以辦報身份從事「Track Two Diplomacy」，真正負責報紙日常運作、文字工作的是總編輯李俠文團隊。母親回憶說，《大公報》灣仔舊辦公室都是非常破舊（這也是我小時候親眼見證），唯獨「費公」的辦公室裝飾得非常「海派」，那就是為了方便和外國友人交流而設的。不少外國領事經常造訪他的辦公室交換「意見」，很多外國文人、明星到香港，也有參觀《大公報》這routine。對這些外國人而言，甚至只知道費彝民，而不知道新華社的梁威林、祈峰。後來無論是英國人要和中共就「六七暴動」善後講數，還是在中英前途談判之前醞釀打招呼，都是通過費彝民。

到了《大公報》推出《東方地平線》月刊，繼而變成《大公報》英文版（週刊），這些和外國友人的交流，就更名正言順。母親在那裏工作，對《大公報》左的一套反而接觸得很少，看見的都是入面所能容許的最「右」、最資本主義的一面，結果始終不能認同極左鬥爭思潮。對我們家庭而言，正是不幸中之大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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